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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是如何曝露在醫學界的謊言文化中的

 

Surgery-300x200控告並從因醫療誤醫誤診導致你或愛人所遭受的人身傷害中尋求賠償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力。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幾年裡,這個公民權力遭受了強烈的攻擊。

結果,病人們尋求醫療誤診補償之路變得異常的困難,開銷也變得相當昂貴。搜集證據的部分顯得相當的困難,比如說在誤診案件中的昂貴支出(受害人在必須在提出訴訟之前聘請醫療專家)。儘管聘請律師的費用已經減少,對受害人帶去更少的壓力,可是這使人身傷害案件無法上庭的事實越顯合理。另外,聘請醫療專家做供詞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醫生做供詞反抗其他醫生的行為很有可能影響到該醫生在醫療界的將來。

不幸的是,我們將要在這篇博客中討論人身傷害受害人所面臨的新障礙。

令人震驚的新一欄專訪中拉爾斯安寧 (Lars Aaning) 醫生證實了在醫療誤診行業中的內部秘密:醫生除了不願提供證詞證明其他醫生的錯誤以外,還利用各種各樣的謊言來保護同行。

安寧醫生回憶起在法庭做證人,他表示:『我也曾撒謊』。安寧醫生曾經目睹數名病人因為手術找到了他的合夥人,卻又因醫療手術帶著新傷離開。然而,在數名相當不幸的病人中,有這麼一位病人在手術後,遭受了中風及永久性殘疾,當這位病人終於召集了決心和資源去控告安寧醫生的合夥人,安寧醫生在宣誓的情況下仍然否認了他知道『他合夥人的手術是不合標準』的事實。

安寧醫生的告白是令人憤怒的。當這位病人將健康委託給醫生的時候,有責任一方的醫生卻使其遭受永久性的嚴重受傷;然而,當受害的病人嘗試讓醫生對誤診事故負責的時候,安寧醫生卻通過他的謊言包庇了有責一方。

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尤其的刺耳,可是這並不稀奇。三項研究顯示,安寧醫生的行為並不是因為醫生醫術有問題,他的行為更多地折射出醫療界的畸形文化。提交給美國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總體來說,當有任何意外情況發生的時候,醫療人員會害怕提及相關的問題。獨立非營利調查媒體ProPublica發現,儘管無法知道醫生撒謊的頻率有多高,『但是當病人受到傷害的時候卻常常未被告知事實的真相』。最後,質量和公共安全期刊總結了兩項研究4,000名醫療人員的報告,報告顯示,當出現嚴重的醫療錯失時,醫生不傾向於告知病人消極的情形;實際上,僅有49%的醫療人員同意嚴重的醫療錯失應該被揭露。

我們應該回頭看看安寧醫生自己的描述以更好地明白這些令人困擾的數據:『我這麼做是因為我所在的文化環境:你把所有的律師看作是一個威脅,你所做的一切足以挫敗他們控告你的同行所付出的努力。我接受這是一個平常的態度。這更像是『我在支持我的同行』而不是『我要撒謊』。

Sources:

Allen, Marshall, “Doctor Confesses: I Lied To Protect Colleague In Malpractice Suit,” National Public Radio, 23 September 2016.

Pierce, Olga and Allen, Marshall, “A Trail of Medical Errors Ends in Grief, But No Answers,” National Public Radio, 18 December 2015.

Loren, David M.D. and team, “Disclosure, Apology, and the Sharp End,” Journal 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Volume 36, March 2010.

“Hospital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March 2016.